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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中国智库发展新时代

发布时间:2021-01-21 15:08:29 阅读: 来源:电热板厂家

开创中国智库发展新时代

随着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中国智库建设批示意见的增多,“智库”一词渐为国人熟知,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则使智库的社会关注度陡然猛增。人们该如何评价“意见”的出台?它究竟会给哪些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将对智库的实践发挥怎样的指导作用?当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把这些问题提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时,这位参与“意见”起草、国研中心高端智库试点方案重要起草人的智库专业人士,如数家珍,详解细说。  “如果请你用一句话来概括意见的作用和影响,你会如何表述?”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时,面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最后一问,隆国强略作思考,答道:“它开创了中国智库发展新时代。”

构建新格局:一个具有鲜明专业特色、有着不同分工合作关系的中国特色智库体系正在形成中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智库数量大,却是大而不强,你认为,“意见”将对我国智库业的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隆国强:的确。中国的智库数量很多,但是,有的规模很大,有的规模小,参差不齐。主要问题是缺乏统筹,层次不清晰。每家智库显得都很有“独立性”,但这个独立性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独立性,而是说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不够,导致的结果是,大家在选题方面有很大的重合性。很多个不同的智库,同时间选同样的课题,导致研究力量比较分散,智库研究低水平的重复,没有能够真正整合资源,把一个政策题目做深、做实。  两办这次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未来的格局做了一个谋划,分别列了几类智库,有高校系统的,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的,还有科技智库等等,应该说,这些分类主要还是按照智库所属的性质来分的,体现出了一种中国特色。  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总体格局会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多层次。特别是近两年来各个系统、各个地方响应习近平总书记“4·15”批示精神的号召,高度重视智库,很多高校、社科研究机构都把原来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同事组织起来,一方面做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政策研究。大家感觉到智库的春天到了,智库本身变成了一个曝光率非常高的热门词汇。第二个是,智库的数量会很多。第三个是,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官方背景的智库还会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也是如此,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  我认为,中国智库的未来格局更重要的是,这么多的智库怎么能够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充分展示自己在特定领域的专长。可能会有少量的综合性的智库,但是更多的智库应该突出自己的专业特性,即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里面能够形成专长。在运作上,一个理想的格局是,大家可以围绕一些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整合全社会的智库研究力量,能够把它做得更加深入、更加细致。这样的话,可能就需要有一些更加高端的智库,能起到一个组织者的作用:一方面自己要做研究,一方面还有整合和动员、组织全社会智库来开展研究的能力。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智库之间相互交流、合作的机制的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以前出现的那种碎片化的、低水平的重复,能够形成一些研究很深入的、可操作性比较强的政策建议,或者说考虑比较全面的、好的政策研究成果。  因此,形成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体系,也是这个“意见”在重点谋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着眼于构造这么一个有着鲜明专业特色的、有着不同分工合作关系的中国特色的智库体系。当然,中国的智库运作除了国内智库之间的合作以外,加强国际合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总之,智库的研究不能关起门来搞研究,一定要开放眼界,组织动员各个不同智库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力量,发挥各自的专长,同时又能加强合作。智库合作可以方式多样,深浅皆宜。深的合作可以是大家共同在一个课题组里工作;浅一点的,比如说开座谈会,把这些相关领域的国际、国内的高水平专家请到一起来交流意见;中等程度的,可请相关领域高水平专家作为课题组的顾问。  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国智库这个大的格局里面,官方智库仍会占主导地位?民间智库的前景如何?  隆国强:这么多年来,有些民间智库成长得很快,但是大部分的智库还是有官方背景,当然,有官方背景的层次也不一样,有的是党政部门、行政机关,还有一类事业单位,像传统的社科院、高等院校里面的智库等。纯民间的智库也有,不是很多,受经费等的压力,规模也不是很大。这同时也意味着民间智库将来的发展空间很大。  其实各个国家的智库格局不一样。美国的私人智库、民间智库特别多,一些富人家族经过好几代人以后,会把钱捐出来做各种各样的基金,来支持政策研究。穷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也有一些富人,他们的第一代还在拿钱做各种投资,他们也捐钱,主要做慈善,拿出资金来做智库、支持社会公共政策研究的还很少。这个社会现实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期,民间智库的发展是受到制约的。所以,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重点考虑怎样把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办好,充分发挥智库主力军的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么评价官方智库当前在决策咨询方面作用发挥的效果?  隆国强:我们这么多的智库,人数很多,机构数也很多,整体上花在政策研究上的经费可能也不少,据我们的观察,应该说智库对改革开放与发展都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与决策者的期待相比,决策咨询的效果尚需提高。这里有很多原因,外部的原因我刚才讲过,智库之间的这种分割,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这是造成低水平重复的主要原因。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我在很多场合说过,习总书记的批示里面讲得非常明白,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其隐含的意思就是目前中国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是不适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要求的。这方面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  中国经济时报:针对目前我国智库存在的政策研究低水平重复问题,你认为怎样才能形成一种各家智库功能互补、避免同质化竞争的格局?  隆国强:这要依靠两只手,一是要靠政府的统筹规划加以引导来布局,对不同的智库,从现有的基础和国家的需要,要给它准确的定位,这是看得见的手。还有一只手是看不见的手,智库之间本身应该是有竞争的。慢慢地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以后就可以发现,有的智库就不行了,那些好的人才就会流向更好的智库里去。智库最关键的是要靠领军人才,领军人才是人才中的人才,是决定一个智库研究水准高低的关键因素。最顶尖的领军人才永远是稀缺的,必须得有制度吸引这些人、用好这些人。  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的一项改革任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体系,“意见”为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至于各家智库如何探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觉得,首先,每一个智库要吃透、吃准智库运作自身的规律。若是套用政府行政机关的制度,目前来看显然是有问题的。若是套用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制度,我们现在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很多制度是从前苏联学来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很多问题,本身也需要改革。有些地方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深圳有一些研究机构做了一些探索,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想,智库制度应该是国家规定一些最基础的东西,类似于《公司法》这样的制度,然后给各家智库比较大的制度创新的空间,让不同的智库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各种探索。在目前这个阶段,一定要发挥大家的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色智库的制度来。虽然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智库的制度,但完全照搬肯定是不现实的。  做强决策链:提升智库的水平和能力,为决策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是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体现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意见”将对我国科学决策、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发挥何种作用?  隆国强:这个问题其实和第一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个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或者重要的内容叫做决策的科学化,就是尽可能做正确的决策。大家都知道,最大的失误是决策失误。决策是由不同层级的领袖来做的,如果说这些人特别有能力、特别有经验,或许可以少犯错误。在现代社会,政策问题非常复杂。每一个公共政策往往是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即政策有它的溢出性,除了影响我要干的事,还会导致其他的影响,会影响到其他部门。仅从一个部门来研究政策,对个别部门最优的政策未必是整体最优的政策。这个部门好了,从微观上来说这是个最明智的决策、最好的决策,但宏观上可能会变成一个宏观不优的情况。比如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都在讨论宏观审慎,什么叫宏观审慎?就是当经济突然出问题的时候,微观上来说,一个企业最正确的决策是收缩。银行最正确的是不给企业贷款,把钱收回来,保证不破产。从各自角度讲,大家都在做正确的决策,宏观上合成会是什么?就是经济不好时,本来需要大家一起来扩张才能渡过这个危机,现在大家都做各自正确的决策,结果反而是加剧了危机。微观的、合理的选择导致宏观上一个不好的结果,所谓宏观审慎,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公共政策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就在于从不同的尺度来看,放在最小的尺度,只看自己,是个最正确的决策;放大一个尺度,就会发现这样要支付很多别的成本。这就需要跨越单个部门来做更好的选择,避免一个部门最优的选择,要由另外一个部门承受溢出效应。这在公共政策决策里经常看到,不同部门为什么政策老打架,就是这个原因。最好是有一帮局外人做研究,他们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给决策者呈现说哪个方案是比较好的,哪个方案是相对次优的。因为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影响政策的因素如此之多,公共政策决策如今已变成了一个专业性技术,这也是为什么近100年来智库能在全世界方兴未艾的原因。智库的发展是形势的需要,中国领导人重视智库,也是适应形势的需要。  建设高水平的智库,当然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能够通过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意见”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还有很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很宽的内容。在决策科学化这个链条上,智库有着它不可替代的独到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升智库的水平和能力,为决策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是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体现。  提升软实力:智库既是软实力的创造者,也是软实力的传播者,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有着独特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智库建设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将在落实习总书记说的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  隆国强:先弄清楚什么是软实力。我个人觉得,所谓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是对你的国家以外的人产生的吸引力,就是国际社会对你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你的文化、你的制度、你的发展模式等等,出于一种羡慕崇拜,从而对它产生吸引力,这就叫软实力。  我认为,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智库在国际上要想真正发好中国声音,首先,要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自己先要把中国故事理解和吃透,把自己的道路、模式、经验、教训中所包括的那些成功、不足的地方都能准确地把握了,才能够使中国故事让国际社会听懂、接受。即智库要能够准确地研究、理解中国故事。  其次,在对外的很多政策倡议方面,智库要能够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参与全球治理、区域合作、国际合作方面的、好的倡议。在国际治理的过程中,你的倡议是那种让人家觉得是兼顾了自身和国际利益的一个好的方案。这是对智库更大的、更高的要求,智库确实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尤其对中国来说,我们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国际社会对我们国际责任的期待越来越高,那么你必须提出有创意的倡议,既不是全盘否定现有的国际秩序,也不是片面地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说在全球治理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你提出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好、有创意性的国际倡议。这确实是种考验,要看智库的本事。  中国经济时报:这是对智库在国际舞台上的新要求,应该也需要一个适应期。  隆国强:是的。在现有国际秩序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这么多年来,中国人有一种弱者的心态,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这种心态使得我们对待国际事务是防守型的,外面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时,我们更多的是研究怎么来防御它。在过去很弱小的时候,这是必要的,符合国家发展的实际。但是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了,在全球格局里面我们的地位越来越高,这时候要适应国家地位的变化,就应该有一个更加积极的心态,更加有建设性地去引导全球治理的演进。这就要求智库要好好去研究。  我觉得,中国的智库总体来看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或者不足:在过去那种防御心态下,国际社会那些建设性的方案里,由中国提出来或者说由我们智库提出来的是不多的,我们缺乏倡议性。所以有人曾经开玩笑说,中国人在国际场合要么就是不说,要么就是说不。不符合我的利益的我就说不,不直接关乎自己利益的就作壁上观,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不足。因此,这也正是我们新型智库建设里面,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角度特别需要加强的一块研究内容。这种转变对智库来讲,的确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正是因为要加强这一块,第三个任务就显现出来: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倡议、好的想法让国际社会接受。目前,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话语权也比以前大了不少,但是,总体看,我们游说国际社会的能力还是很弱的,我们还不太善于让别人接受我们的观点。  在这个推广软实力的过程中,智库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渠道。智库通过推进国家的硬实力,从而让一国的发展模式更有吸引力。智库本身是软实力的创造者,同时智库还是软实力的传播者。我们一定要明白,推广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定要让别人、让对方真正的理解你,从内心深处对它产生吸引力,这个吸引力才是持久的。如果你说得天花乱坠,可以糊弄他一时,但糊弄不了长久。不要怕中国的软实力推广不了,只要找到好的渠道,让国外的精英层、知识精英、智库的专家们真的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不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我们的价值观、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自然也就容易产生认同感。所以,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软实力做到最好、最强,进而产生吸引力。  肯定智库渠道的作用不是否认其他渠道的作用。比如,借助最常用的渠道——媒体去推广软实力。各种渠道各有自己的独特性,各有独到的优势。所以在传播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时候,智库和媒体是可以相互合作的。总之,一个国家在推广自己软实力的时候有好多办法。在这方面不需要我们有太多创造性,学习别人的成熟经验是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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